母校情缘

 难忘长医卤面香

                                          杨立明太钢总院

长治医学院是我的母校。虽分别近三十年，但每在媒体看到“长治”二字仍倍感亲切，似久别的亲人。可“近乡情怯”，每次想要接近时，总有几分畏惧和怯懦在心头：像上学迟到的孩子，踯躅门外不敢直面老师严厉的目光；又像远在他乡一无所成的浪子，只敢躲在出租屋里轻抚亲人的照片，在暗夜中兀自神游。

天不亮，母亲已冲好一大盆酸汤泡馍，并拿棉方巾为我裹上热乎乎的煮鸡蛋。喝完吃了，大哥骑自行车将我送到二里外的西王路口，卸下大包小包的行李，静候着河津驶往侯马的客车。

去侯马的客车大多很佯误，一路总是走走停停地到处捎客，不足四十公里的路程，常费时两个多小时。去长治的长途虽说半道停歇较少，但若客不过半，常会在中途被司机“转卖”。这还不算，过了翼城尤其临近沁水时，因路破车缓，常会上来三几个贼人，明目张胆地翻腾货架上的包裹，让人在晃晃悠悠中睡也睡不安然。

乘火车自然要安全许多，但要先北上再南下，中途在修文站改签，整个行程需煎熬十九个小时！许是图个便宜吧，火车上常人满为患：过道里挤满人，洗脸池上坐着人，座位下躺着人，甚至连货架和卫生间都被“非法”占据！大家像别满平车的一根根玉米，挨挨挤挤地呼吸着彼此的气息，任由“哐当当——哐当当——”的车轮声一路催眠，直到列车员提着嗓门喊到“长北啦！长北啦！”才觉眼前一亮，如释重负。

朦胧中，我站在长治市延安南路46号的门牌前，似乎要跟谁接头，却半天不见一个人影。姐夫把我送到校门口后便消失了，连同大哥给我做的那个枣红漆的杨木书箱。望着几根粗壮水泥柱支撑的那个熟悉大门，我的眼前忽儿清晰，忽儿模糊。

两扇铁栅门朝西敞开着。左边是保卫处，似乎有个身着制服的保安正厉声训斥着两个调皮的同学；右边挂着由薄一波同志题写的行书牌匾，端庄大气中洋溢着老一辈革命家对上党老区的一片深情。靠右还有个小院，“晋城血站”“晋城妇幼院”的标牌让人平添几分纳闷，但若看过赵瑜的《太行山断裂》也便释然了。

蹑足入内，路北是一栋东西向三层教学楼，墙皮的水泥有些龟裂。嗯，妇产系、临床二系和我们的“组胚”实验室就在二三层，我犹豫片刻没敢上去，生怕被二系的景玉柱主任看见后的瞪眼盘问，更怕被妇产系那个戴着墨镜、披着风衣、一股男人派头的女辅导员看见后的“犀利盘查”。此时，有个高大身影从身旁一闪而过，虽只看到一道浓眉和半张严肃的脸，但我还是认出了他——组胚教研室主任魏铜有教授。

一层是我们的“局解”教室，窗台距地面很高，玻璃窗照样敞开着，并无窗帘遮挡。我不禁踮足观瞧：只见大家一律的白衣白帽，口鼻上也都捂着厚厚的棉纱口罩，有的在老师指导下，正戴着乳胶手套拿着手术刀小心地切皮、分离；有的拿着图谱对照着标本辨识着一根根的血管和神经；还有几个男生正七手八脚地从福尔马林液池中打捞着人体标本，眼神中有惊恐但更多是兴奋。我揉揉眼，擦一下被福尔马林熏出的泪水，竟看不清自己在哪里。似乎正与舍友一旁窃笑，说人家傅成钧教授一辈子也只能是个“副（傅）教授”？

局解楼对面是一溜儿砖基矮墙，中间有个理发店，那对长子的小夫妻似乎还在忙碌着为同学们理发，言语温和，动作轻柔。再往前是个锅炉房，院里堆满了碎煤，锅炉顶喷着热气。锅炉房门口有两块板报，上面似乎还贴着几张大红纸，有人在下面指指点点，表情凝重。嗯，那是八班的靳红旺得了“恶性肉芽肿”，他爹被逼得又卖牛又拆房的，后在系学生会的组织下，全校师生捐了八千多元才为他解了燃眉之急。记得张建中班长忙前忙后出力最多，我只是帮着写了倡议书和捐款名单。唉，那毛笔字真叫个丑！

其他基础教研室大都在与局解楼呈“L”型交叉的那栋五层教学楼。五层中间是自费班那个大教室，老乡兰洁、李奎、何玉虎他们就在那里上课，可惜跟我最好的邓建光毕业没几年竟出车祸去世，让人不禁唏嘘。与之相比，我在下面的生理实验室被兔子咬伤左手鲜血直喷的事便显得微不足道。虽然那根食指至今还留着两道深深的牙印儿，可我从没埋怨过那只兔子，毕竟先“错”在我，人家是正当防卫。病理实验室在一层，各样的瓶瓶罐罐里尽是些器官标本，记得赵斌和王崇宇老师就在顶头那间办公室。病生实验室似乎在二层，想不起都有哪些老师，也忘了都学了些什么，只记得周末跟同学们去那里看过录像。

那是在1992年后半学期，全国兴起的一股下海潮亦波及校园：同学们有的窜宿舍兜售香皂、袜子等生活用品，有的在校园摆地摊卖小吃，有的开“吉他”班招收学员，更有脑子活络者“串通”学生会或系办，以“先发票后交钱”的方式“诱骗”大家去军分区看包场电影。但这股热潮持续了没多久便烟消云散，校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局解楼东北向是个灯光球场，两旁柏树林立，水泥场地光滑平整。我似乎看到同班的孙利忠正运球前进，突然遭到对方球员的一个恶意犯规！具体情节看不太清，只听自己大骂了一声：“干啥呢？！”那同学当时愣了神，周边的同学也都愣了神。谁都没想到，平日里唯唯诺诺的我竟会爆粗！但再往前走，我便又恢复了往日的怯懦。一瞅见那栋贴着白瓷砖、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的新教学楼，便觉后背阵阵发凉，似有两道箭一般的目光正从三楼晾台冷冷地射向自己！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系主任——王呆柱老师。

我至今都很难理解王老师。你说他大周末的不在家休息，也不领孩子出去玩，总背着手黑着脸站晾台上“监视”大家干嘛？！我就是在一个周末与女朋友上街时被“逮”个正着，次日被叫去系办谈话的。听我喊报告进来，王老师依然背着手绷着脸面向晾台，只将他那张酷似我爹的黑脸扭过半边，语调不高但很严肃地说：“杨立明，就要发展你入党了，要注意影响——啊。”我嘴里“嗯嗯”应着，心里却满是抵抗。

对王老师最大的误解是在毕业分配时。当时，一家国企来我校招生，要求既是党员，还能吃苦耐劳。王老师跟我说，该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吃穿都有公家管，结婚后据说还能早早分下楼房。我心想，自己既非班干部学习成绩也一般，更没给王老师送过一分钱好处，凭啥这好事能轮上我？但听说两位班干部后来为这个指标发生了争抢，我才知明白王老师对我确是一番好意。可这么多年过去，我再没见过王老师，更没向他表达过任何感激，哪怕一声“谢谢”。

我心知王老师早不在晾台上，但还是没敢往上看一眼，低头快步走向后面的六角楼。

六角楼是当时全校最美的教学楼，因上下两层四个阶梯教室均呈正六边形而得名。外面蓝白相间的瓷砖清淡高雅，似出水芙蓉，毕业时的好多照片也都来自这里。我轻轻爬上二楼，在我们九零级教室的后排讪讪坐定，抚着那些被我们磕打数年早已翘皮裂口的桌椅，眼前幻出诸多的曾经。

大一时，我坐在右边第四排，生化课本里夹着的那张纸条曾让我心动不已，只是始终不知道为谁所写；大二时，我坐在了中间第七排，一边听课一边偷瞄左前方那位心仪女生白皙的面庞，那声声阵咳曾让我痛苦万分、彻夜难眠；大三时，我坐在了最后一排，上课打瞌睡，自习来精神，不再有独处的苦闷……突然“啪”的一声，一截粉笔头砸在桌前！我慌忙擦擦口水挺直了腰认真听讲。只见郝楷教授正画着大脑的构造，红蓝标注，形象生动；贾宗智教授郑重地说：“大家要好好学病理，学好病理能顶半个医生”；原学斌老师梳着个大背头，半开玩笑地说：“大家知道防治阿弗他溃疡的最好办法是啥？哈哈——抽烟！”；祁金顺教授矮瘦身材，口才一流，讲得条理分明、浅显易懂，可我的生理总是考不好；盖庆芳老师是为数不多的帅哥，黑亮的头发，满口壶关话，讲《革命史》如数家珍，也是我最接近拿单科奖的一门课，可惜以一分之差“败”给了同班的林鹭平……

右边的教室门开了，好多老师鱼贯而入，有的拿着教具，有的拿着教案和课本，有的则两手空空，像是要给我们集体上课，又像是要接受上级的检阅：面色白净、讲“休克补液”的胸外科侯生才主任；弯腰皱眉抱肚子——模仿急性胰腺炎患者的普外科席勒喜老师；身材瘦弱、讲课汉英混杂，听得人一头雾水的免疫学朱江博士；个子低矮但很匀称、皮肤细嫩、满脸自信的英语老师买宝莲；黑瘦如焦裕禄，主编《医用物理学》的明纪堂教授；畅谈时政、表情严肃、酷似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张富明部长（时任院宣传部副部长）；还有用六轴系统详解心电图、一口万荣话的王新才教授，口若悬河的传染科赵中夫主任，温良敦厚的消化科乔培堂主任等等。还有好多面孔很熟，却一时记不起名字：有头发花白、动作夸张的外教老太，有晚会上高唱《北国之春》的儿科老师，还有左右开弓将泌尿系结构画得神似图谱的泌尿科主任，等等。尽管自己上课时多在打盹，好几门课还差点挂科，但他们的一笔一划一言一行，还是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印迹。

老师们讲课都很认真，住宿条件却不怎样。图书馆西面的砖墙外的几排破旧平房，便是教工们的宿舍。我去过高数老师宋晋生家，也去过一位局解老师家，都是窄窄的一间屋子堆满物什，简直无立足之地！附近那个公厕更是寒惨，四处透风脏乱差不说，夜间竟黑灯瞎火没一个灯泡值勤，需用脚小心摸索才敢方便。简直不像话！但随着图书馆门口那个豪华公厕（据说当年花了11万）的开张，如厕之苦成为过去。再后来，那几排平房被拆，老师们也都住进了校东的单元楼。

教工楼有几栋记不清，只记得操场边那四栋靓如白鹤、轻盈淡雅的女生公寓。一个宿舍住人少（六人）也便罢了，还有宽大的客厅、晾台和独立的卫生间！对此我们只能望楼兴叹，最多在别校同学面前自嗨几句（毕竟当时全省最好）。不光女生公寓高级，连她们楼下那条平展展的水泥马路也成了香饽饽。每逢课余，女生们常早一步抢了地盘在那里打羽毛球，男生们只好抢占全校仅有的五六个砖砌乒乓球台，因“僧多粥少”，时有为此争吵、打架者。记得当时“乒技”较高的有：130班的阎长江，本五班的胡敏，本六班的李斌，本八班的杨军、秦旭林，本妇四的王军等。但要说水平最高者，非体育老师“小宋”莫属。估计也正因其精湛的球技吧，才会“拐走”我们田径队的队花——武桂花。

我是在大一时无意间拿了个全校长跑冠军，从而被招进校田径队的。开始主攻长跑，后又改为竞走，训练场地就在女生楼南面的那个大操场。当年，操场内设施全无，荒草丛生，只有那个炉渣铺就的跑道还算规整，但一下雨也是坑坑洼洼到处积水。就在这样的跑道上，“狠毒”的王桂兰老师要求我们每早一个“万米”，直到心率达到180次/分的极限才让停下来放松。短跑教练崔红则“仁慈”许多，总是语中带笑，给人如沐春风之感。记得一同训练的有本一班的马昌军，本二班的张德冒，122班的李小东，护理系的赵彩云、欧阳曦、马秀珍等。虽说辛苦半年也没参加任何比赛，心中还是满满的欢喜。毕竟，训练期间吃饭不用花钱，每顿还有两个鸡蛋！

提起“吃饭”，那可算是除学习之外的头等大事。毕竟，学校每月发放的22斤细粮、14斤粗粮和18元菜票，对窝头撑大胃口的我来说根本不够。为了吃饱还能省钱，既要指靠女生们的粗粮“救济”，也要与食堂师傅们处好关系。记得与我交好的那位师傅似乎姓秦，一家三口就住在操场边那孔土窑内，柴柴棍棍围起的院子内种着些花草。闲暇时我常去他家帮忙干点杂活，或辅导辅导他儿子功课，偶尔也拿些稿纸、本本之类的给孩子。秦师傅自然是“投桃报李”，每次不管我卷着的饭票（怕别人看见）是多少，总把我那个搪瓷大碗打得满当当的。因他负责卤面（也称焖面）窗口，我便天天吃卤面。油亮脆嫩的豆角，松软筋道、打着卷儿的面条，和着那喷香的猪肉，吃起来那个香！ 但要说最香的，当属每晚熄灯后舍友们偷煮的方便面。

为躲避保卫科的例行检查，也为对付那饥肠咕噜的肚子，有舍友便从楼道的照明电源私接了线路拉进宿舍（楼道内的线槽自然用白灰抹了，宿舍内的线路又拿报纸遮了），专等夜深人静时爬起来“作案”。我睡觉浅，那满屋的清香和“呼噜呼噜”的进食声常害得人腹中“咕咕”、辗转难眠。偶尔，大气的老麻也喊我起来尝上一口，眼睛还不忘死盯着筷子，只怕我一下子多夹了；高飞那“死鬼”就别提了，最多让你喝口汤！面对此景，我虽装出满脸的不屑，但说实话，那一毛五的方便面还真他妈香！

我们宿舍共七人：长治、太原各俩，大同、朔州各一，唯我来自农村。虽说诸多习惯不尽相同，但四年相处（一年在外实习）却从未翻过脸。赵小勇爱听着磁带唱王杰的歌，我们便一起听他唱着入睡；林谦总打着电筒熬夜看武侠小说，时不时还偷偷抽泣几声，我们便故装不知地捂着被子假寐；高飞、老麻喜欢周末与那伙雁北老乡喝酒、打牌，常常一闹就是半夜，我们也一旁观战，任其潇洒；我跟培禾不爱讲卫生，但他们也从没抗议过我们的脚臭……

长医五年，除了难以忘怀的师生情、同学谊，还有风少蓝天多、冬不太冷夏不太热的舒爽气候。估计与此有关吧，大家在讨论毕业十五周年聚会地时，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母校。

哦，学校地址早已改变（潞州区解放东街161号），两扇破旧的铁栅栏门也被先进的电控伸缩门代替。同学们一个个勾肩搭背、喜笑颜开地迈进校园，走在不知树种的林荫道上，望着一栋栋林立的楼馆，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坪，一丛丛竞相绽放的花朵，一个个满脸稚嫩又充满朝气的学弟学妹，眼神中除了当年入学时的新奇，更多是惊讶！是的，变了，全变了！连那份同学深情，也在觥筹交错的浓浓醉意中，变得更加醇厚。

我们沿着当年军训拉练时的路线重游老顶山，半山腰似乎又传来专科班焦劲松同学那激荡人心的浑厚嗓音：“我们 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 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 亚洲！树都根连着根——我们 亚洲！云也手握手——莽原缠玉带——田野织彩绸——亚洲 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大家都很激动，只是在山顶上，再寻不见全班第一次合影的地方。

我们迈进那个熟悉的阶梯教室，从前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施明岗依然对着窗口迎着寒风背着单词；梁培禾依然像个念经的老道，微闭着眼、挺胸端坐、认真听讲；高春华依然背着厚厚的书包，急匆匆地走向第一排靠边的位置，拿纸巾把座位擦了又擦；夏晋蜀则是忽而跟贾晋伟挨坐在左边第四排，忽而又跟史玉媛撕磨在右边第五排……讲台上，仍有老师在神采飞扬地讲着、写着，只是讲者变作了我们自己。

我们经过系办楼下，似乎又看到王呆柱老师背着双手，站在晾台上向远处张望。只是，他的目光早变得柔和，头发已变得花白，面容也不再像我爹那般严肃。

我们涌入熟悉的一号餐厅，排队拿着饭票递给窗口的师傅，挑选自己喜欢的菜肴。只是，我再没见到那位紫膛脸的秦师傅，嘴里的卤面，也不再像从前那般香了……

                                                    2024年4月6日